当尼古拉斯·埃文斯还在读中学时，他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与许多同龄人截然不同的人生目标：有朝一日成为父亲。

“他计划要三个男孩，希望我能拥有许多孙子，”他的母亲米西·雷丁告诉媒体，“他连名字都提前想好了。”

他的母亲相信，若非一场意外夺走了他的生命，他本应拥有这些孩子——组建一个热闹的大家庭。

据雷丁回忆，2009年3月27日，当时21岁、被大家昵称为“尼克”的埃文斯正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就读电影学院。当晚他在酒吧外劝架时遭人拳击，身受重伤。

“其中一拳击中他头部侧面，他当场昏迷，头部撞到路缘石上，”她说。

凶手埃里克·斯基特在逃数月。2010年与检方达成协议后，斯基特承认过失杀人罪，被判10年社区监督。

法庭文件显示，埃文斯面部遭一拳击打后倒地昏迷。但他的母亲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。

“他们称之为‘一拳致死案’，”雷丁说，“这令人愤慨，因为尸检报告根本无法确认究竟是一拳、六拳还是四十二拳。”

埃文斯最初保住了生命。他被送往布雷肯里奇大学医学中心，住进重症监护室并接受药物诱导昏迷。他的母亲表示，他接受了两次脑部手术以缓解颅内压力和出血。

她说，他曾一度“苏醒过来告诉我他爱我”。但最终于4月5日离世。尸检报告显示死因为头部遭受钝器创伤。

埃文斯之死的故事在此处变得更为复杂：雷丁同意捐赠儿子的器官，但同时萌生了另一个念头。

她决定提取儿子的部分精子，这属于“死后取精”医疗程序。该技术允许已故男性的亲属利用其DNA，通过其他方式孕育生物学后代——对雷丁而言，即通过代孕胚胎实现。

“好吧，”她回忆当时的想法，“我就是要再造一个尼古拉斯。”

据报道，首例有记录的死后取精案例发生于1980年，首例通过该技术诞生的婴儿于1999年出生。该媒体指出，美国“对死后取精的实施时机与方式没有政府法规约束”，“决定权完全在于各家医院和生育诊所”。

该医疗程序已成为医学专家伦理辩论的焦点，其中关于“知情同意”的棘手问题尤为突出。

雷丁的选择引发了全国性头条新闻，甚至有人嘲讽她为“疯狂的取精女士”。

现年59岁的雷丁回顾往事时表示，在长达数月追查袭击者的过程中，她始终沉浸在悲痛与绝望中，渴望找到某种“重现”埃文斯的方式。

多年过去，她仍清晰记得她的“尼基”——那个男孩、少年以及逐渐成长的青年。

“他是个天性善良的好孩子，超级聪明，但运动神经不算发达，”雷丁说，“初中时他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小时候他尝试过很多活动，但总显得格格不入，直到他开始长跑。”

“有时他会跑15到20英里，我想那是他获得内心平静、找到心灵归宿的方式，”她补充道。

来自罗克沃尔的资深美容师雷丁与前夫育有长子瑞安。她决定进行该程序时，并未意图卷入复杂的社会争议。

对她而言，这只是一个父母更简单纯粹的愿望：给儿子某种未来；帮助他实现梦想。

“我无法帮他大学毕业，无法帮他迎娶（女友）维基，无法帮他实现编剧事业，”她说，“那些事我都无能为力。但我可以帮他拥有孩子、孙子，因为这对他是极其重要的事。”

然而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。

雷丁表示，当时那家现已关闭的医院拒绝实施该程序。于是在埃文斯去世次日，她聘请了马克·穆勒律师，向特拉维斯县遗嘱认证法官提出申请。

73岁的穆勒告诉媒体，他当时正在洛杉矶为自己制作的电影进行选角，另一位律师联系他并告知了雷丁这起“极其特殊”的案件。

“精子的存活时间非常有限，”他说，“而且没有遗嘱。这类案件完全没有法律先例——前所未有。”

穆勒称，他从加州指挥法律团队向法官提交请愿书并最终胜诉。特拉维斯县法医办公室被责令允许提取埃文斯的精子，并在必要时将其遗体保存在接近冰点的温度中，“以确保精子持续存活”。

雷丁的法律斗争在得州乃至全美掀起波澜。随之而来的是嘲笑与抨击。她表示自己甚至尝试过自杀。

“在我提取精子并参加节目后，一位天主教神父连续六个月每天清晨五点半打电话给我，”她说，“指责我正在制造违背上帝的恶魔之子。”

“但我真的不在乎，”雷丁说，“我的家人，尤其是我丈夫（杰夫）和儿子支持我。我想（瑞安）最终可能也觉得‘天啊，妈妈’。但我从来不是个会因别人说‘不’就放弃的女人。只要我想做成某事，总会找到办法。”

她说自己始终无法理解那些负面声音：“我明白这是在创造生命，但这并非要将孩子送入寄养系统，而是为了赋予生命美好的未来。”

公众关注也带来了益处，尤其在案件尚未侦破的前几个月。

“我利用这些关注来寻找埃里克·斯基特，”雷丁说，“只要他们愿意和我交谈，愿意向公众说明我们还没找到杀害我儿子的凶手，我很乐意谈论取精的事。”

埃文斯的精子提取成功了。困难在于寻找卵子和潜在的代孕者。

雷丁表示，曾有两位长期交往的家族朋友自愿提供帮助，“但当我们联系医生或被推荐给特定人士时，费用突然从3.5万美元（24.46万人民币）飙升至11.5万美元（80.36万人民币），甚至‘需要12.5万美元（87.35万人民币）’。”

她曾考虑若进程顺利，将亲自孕育捐赠的胚胎。

部分由于费用问题及持续的媒体关注，雷丁最终决定在美国境外寻找机会。

雷丁说，一位陌生人让这一切成为可能：那位接受埃文斯心脏捐赠的男子，资助了她继续尝试用埃文斯精子培育胚胎所需的资金。

“他说：‘我想这么做。我获得了生命的馈赠。我想帮助你，’”她回忆道。

2010年底左右，雷丁在欧洲找到一位卵子捐赠者，其种族背景与她儿子的女友相似，这个巧合令她感动。

精子和卵子样本被送往欧洲各地的医生处尝试培育胚胎，但“没有成功”，雷丁说。

到2013年，她决定暂缓通过埃文斯身后DNA孕育孙辈的追求。至今已超过十年未再尝试。

但她依然无悔。

如今，已转行在一家女性经营的建筑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的雷丁有了新目标：她正致力于在得州推动立法，要求对造成她儿子死亡的“一拳致死案”凶手强制判处过失杀人罪。

她对这个梦想终将实现持乐观态度。

“我的一半心已永远消失，无可替代，”她说，“但这些年来我们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，我绝不会放弃希望。”